苏力一方面承认存在法律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法律人的思维。
苏力强调的法律人对社会后果的关注，这种结果主义的思维其实是应该通过法律人的思维方法来进行的，并与规则概念兼顾。[35]柯克说：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
苏力一方面承认存在法律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法律人的思维。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41以下。起诉是为了移交给法官进行思维判断，监督也包括了对法官思维判断的监督。作为理论，它不是孤立的，它和这样几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忠实地服从法律和法律的目的，保证司法独立的体制或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倡导法律职业的自主性，假设或建立法律帝国，保持法学内部的自足性，主张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法律的形式理性，划清法理学的范围，坚持纯粹法学的立场，法律与道德分离，这几个方面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们具有内在关联性的逻辑关系。这些都是法律人的思维，通过法学家和法律人的共同努力来总结、梳理和归纳出一套相对合理的法律思维方法，就叫法律方法。
而Sociological model,则从社会结构、行为、变量和观察者角度来考察。第一个三段论，可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得出结论：乙应当赔偿。[82]详见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页9—17。
因此，法盲依法行事也成了法律思维，法律教义学就成了死嗑条文。因此，不能用美国的情况作论据来否定法律职业的思维的存在。但美国法官熟悉和常用的思维方法，其实欧陆法官的法律方法论体系中都有，德国人精细的法律方法几乎可以涵盖英美法官所有的方法，笔者这样表述不是说孰优孰劣，也并不意味着德国法官一定比美国法官高明。这是个似是而非的判断。
三是认为法教义学只是关注概念、不顾后果，不懂得超越法律，似乎只有美国法律人懂得超越法律、懂得后果考量等。的确，司法判断最重要的是理由。
两者相通是因为法律人思维中的特殊思维方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促成合乎大多数人的目的，即法律人与外行人追求所谓法的合目的性是一致的。如果大妈受委托来担任甲的代理人，她使劲地硬说受害人不包括母亲，人家乙方律师会反驳她。这是我们还有可能讨论并达成共识的前提。有时，为什么出现法律人思维与外行人思维有相同之处或被相互混淆呢？因为两者确实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两者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规则的理解和对正义的理解有交叉点。
读过波斯纳的Overcoming Law一书或者苏力翻译的中文版《超越法律》，会注意到波斯纳在第一章里面谈到了行业与职业之比较。因此笔者常说异议者霍姆斯法官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是普通法官。可是德国帝国法院通过超制定法原理——法益—义务权衡来填补当时的法律漏洞。[49]此外，法律方法中符合超越制定法文本的方法，还有不确定概念和条款的运用方法，有的学者把它称作价值补充。
[50]如果不是因为考量社会后果，法律人干嘛运用那么多的超越法律的方法呢？。第一个判例是毒药中毒，第二个是脚手架上跌落，第三个是咖啡壶爆炸。
从规范实证的意义上看，法律思维和方法的存在，其意义在于保证法的安定性。在当下社会，一个学者是否依然要承担启迪民智、引领社会的责任？如果不是试图去改变落后的现实，去努力追求美好的理想，也不应该只想着承认现实、否定理想、夸大困难，甚至论证落后现象的合理性。
事实上，这两方面的讨论以及两种司法方法观的对峙，正是西方法哲学—法理学上历来争论的老课题，本文与苏力商榷的真正意义或许就在于此。[7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傅蔚冈、周卓华译，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5辑：法律思想与人文语境研究专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8。苏力强调的法律人对社会后果的关注，这种结果主义的思维其实是应该通过法律人的思维方法来进行的，并与规则概念兼顾。[35]柯克说：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苏力一方面承认存在法律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法律人的思维。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41以下。
起诉是为了移交给法官进行思维判断，监督也包括了对法官思维判断的监督。作为理论，它不是孤立的，它和这样几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官忠实地服从法律和法律的目的，保证司法独立的体制或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倡导法律职业的自主性，假设或建立法律帝国，保持法学内部的自足性，主张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法律的形式理性，划清法理学的范围，坚持纯粹法学的立场，法律与道德分离，这几个方面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它们具有内在关联性的逻辑关系。
这些都是法律人的思维，通过法学家和法律人的共同努力来总结、梳理和归纳出一套相对合理的法律思维方法，就叫法律方法。而Sociological model,则从社会结构、行为、变量和观察者角度来考察。
第一个三段论，可根据《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得出结论：乙应当赔偿。由此可见，英美法官和欧陆法官的法律思维是相通的、相似的。
苏力总是举例说明谁谁谁非科班出身也干得很好，这个问题涉及法律工作者的专业化在实践中的评估，情况比较复杂，容后文再作阐述。然而，法律人的思维绝不是个别学者的创造，而是古往今来职业法律人的实践经验和职业素养，是他们共同拥有的职业技能，在实践中可以成为法律人疏律维权、定纷止争的基本思维方法，谁能低估法律人思维的社会现实意义？ 进一步深究，尊重法律人的思维，或维护法律职业的思维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被害人的人品与工作都很优秀。笔者要通过此文，向这样的默默无闻的法律人致敬。
我们再来看一个英美判例法的具体例子。[32] 法律人与行外人思维的区别不在于会不会依法行事。
我们讨论的是法律思维问题，而不是懂不懂法律的规定，两者压根无直接关联，而苏力偷换了其中的概念。尽管是严肃的，但它们和法律人的思维一对照，大都表现出两种思维的差异，存在大众生活逻辑与职业专门逻辑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笔者在此不想赘述法律人职业化以及法律职业主义理论，仅从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辨析来阐明法律职业的意义。法律方法是法律人思维的核心要素，法律人思维是法律方法长期作用的结果。
一如人类所有的追求和行为，法学也带有不足并遭受危险。[26]参见王泽鉴，见前注〔21〕。[13]任何规则都是在与事实情况相比较（对照）的过程之中产生的——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在大陆法著作中找到这句话，但这也同样是英美法律教授的共识。法律方法之所以被称为法律方法论，是因为它在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之中、在不断发展进化中被精细化、体系化了，其内部存在细腻甚至复杂的技能和方法。
不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方法就难以养成法律人的思维，也就很难说他是合格的法律人。关键问题是：这些是不是法律人所特有的？抑或是非法律专业人士也常用的？ 我们任选法律方法中的一个方法，结合一个简单的小儿科式案例来说明吧。
[59] Larry Alexander， Emily Sherwin，Demystifying Legal Reaso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0]John Dewey，Logical Method and Law，Cornell Law Quarterly,1925. [61]拉德布鲁赫，见前注〔2〕，页73。如果承认法律职业对中国法治的重要性，就要承认法律职业方法和职业思维，尤其是作为职业法律人基本功的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
说白了，即使你真有结论了，也得老老实实望山跑死马地做好每个必需的功课。恩吉斯在《法律思维导论》中讲述了一个中止妊娠医疗案，其中涉及当时德国法上的一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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